一手買保險、一手卻簽樂透?一場測試告訴你:這種人,注定難賺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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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手買保險、一手卻簽樂透?一場測試告訴你:這種人,注定難賺錢

從買樂透到買保險,你面對風險的態度不一樣

這回,他們決定研究:面對有賺有賠的賭局,人們會如何回應?

阿莫斯喜歡把重要點子稱為「葡萄乾」,而這個新理論共有三顆葡萄乾。首先,人們回應的是變化,而非絕對值;其次,人們在面對損失與面對獲利時,有非常不同的風險偏好。第三顆葡萄乾則是:人們不是直接根據機率大小做出回應。

阿莫斯和丹尼爾在思考「後悔」因素時已經知道,對於結果確定的賭局,人們非常願意為了確定性支付較高金錢。現在,他們發現:對於不同程度的不確定性,人們也會有不同反應。例如,當面對其中一個賭注有百分之九○%的發生機率,而另一個賭局只有一○%的發生機率時,人們並不是依據第一個賭局的機率是第二個賭局的九倍而做選擇。他們的心智會自動調整,主觀認為第一個賭局的真實機率比九○%稍低,而第二個賭局的機率則是略高於一○%。換句話說,人們是根據本身的感覺而不是理性在做回應

不論是什麼樣的感覺,當預期發生的可能性越低,這種主觀感覺會越強烈。例如,你告訴他們,有十億分之一的機率會贏得或損失一筆錢,他們的行為表現會像是有萬分之一的機率而非十億分之一;亦即對於可能性很低的罕見事件,會高估其發生機率。人們害怕十億分之一的損失機率,但同時又會對十億分之一的獲利機率抱持過高期待。對於極端機率(無論是極高或極低)的情緒性反應,改變了人們對於風險的認知──當他們追求機率不高的獲利時會變成風險偏好者,而當他們面對微乎其微的損失機率時,卻又成了風險趨避者

這就是為什麼人們會一手買樂透,另一手買保險。「只要想到某件事可能會發生,你就會想太多。」丹尼爾說:「你女兒遲到時,你會擔心,即使你知道沒什麼好擔心的,但你還是無法放心。」你願意為了不再擔心,而付出高於你原本應該付出的代價。

即便事件發生機率微乎其微,人們還是會擔心發生的可能性。因此,如果要建構一套完整的理論來預測人們面對不確定會如何做回應,就必須如同人們的實際反應,依據主觀情緒來做概率「加權」。這麼做,不僅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們會買保險及樂透,也可以用來解釋阿萊悖論。

這時,丹尼爾和阿莫斯漸漸意識到,他們必須解決一個難題:雖然這個理論可以解釋所有預期效用理論無法解釋的矛盾行為,但這個理論似乎意味著,其實我們可以很容易引導一個人去冒險,也可以輕易引導他避險,我們只要做一件事,就是在提供給他的選擇中,加入「風險」因素。在效用理論中,並沒有提到相關的論述。自從伯努利開啟效用討論至今,在長達兩百多年的時間裡,如果追求風險是人性使然,為什麼以前的學者沒有發現?

阿莫斯和丹尼爾認為,原因就出在研究人類決策行為的學者搞錯了方向。他們大都是經濟學家,關注的焦點是人們如何做出與金錢相關的決策,他們所設計的賭局,也大都與「獲利」有關(例如理財、投資等)。面對獲利,人們會選擇趨避風險,偏好獲利了結而非賭一把。丹尼爾和阿莫斯心想,如果這些學者少花點時間研究金錢,多花點時間研究政治和戰爭,甚至婚姻,他們對於人性或許會有更多了解。

▊面對收益,會想規避風險;面對損失,則會傾向冒險

框架只是另一個現象:不可能形成框架理論。但是阿莫斯和丹尼爾卻花了許多時間精力找出此一現象的例子,來說明這種現象如何扭曲現實世界的決策。最有名的例子便是亞洲疾病問題(Asian Disease Problem)。

亞洲疾病問題其實是兩個問題,他們分別讓兩組人接受測試,這兩組人都不知道框架概念的影響力。第一組受試者的問題如下:

問題一:想像一場非比尋常的亞洲疾病即將爆發,預估將會有六百人死亡,美國政府正傾全力預防,並提出兩大方案對抗疾病。科學家估計每一方案的可能後果如下:

採行方案A,將可救活兩百人。
採行方案B,有三分之一的機率可以救回六百人,但有三分之二的機率無人獲救。
你會選擇哪一個方案?

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方案A,確定能夠救活兩百人的性命。
現在,第二組人面臨的問題一樣,但必須從以下選項做出選擇:

採行方案C,將有四百人死亡。
採行方案D,有三分之一的機率無人死亡,但三分之二的機率六百人全數死亡。

改用上述方式來陳述兩個方案,絕大多數人選的是方案D。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樣的,但是給第一組受試者的問題,是以「利得」方式來陳述選項,受試者會選擇確定可以挽救兩百人的選項(也就是說有四百人會確定死亡,但受試者沒有這樣想)。至於給第二組受試者的問題,則改以「損失」的角度來陳述選項,受試者的選擇改變了,轉而選擇有可能讓所有人死亡的選項。

人們並非在不同事物之間做選擇,而是在不同的描述之間做選擇。經濟學家以及所有希望相信人類是理性的人,可以合理化或努力合理化趨避損失的行為。但是你要如何合理化?經濟學家認為答案是:只要去衡量人們希望從他們的選擇中得到什麼。但是,如果你想得到的,會隨著提供給你的選項所處的情境不同而改變,那麼又該如何衡量?「這是一個好玩的論點,這個論點在心理學界一點都不稀奇。」心理學家理查•尼斯貝特後來說:「我們當然會被決策選項的陳述方式所左右。」

在集體農場開完會之後,便回去美國,阿莫斯寫了一封信給保羅•斯洛維克。「大致來說,我得到非常正面的回應。」他寫道:「某種程度上,經濟學家認為我們是對的,但同時又不希望我們是對的。因為一旦我們提出的理論成功取代效用理論,將會給他們帶來一連串的問題。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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