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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，薩徐瑞斯．古普塔（Sarvshreshth Gupta）在高盛的舊金山分公司擔任基層分析師，每週工作上百個小時，令他難以負荷，決定在三月遞出辭呈。但遞出辭呈後，他又回心轉意，繼續工作，這究竟是因為社群壓力或自身壓力，目前仍不清楚。一週後，古普塔於凌晨兩點四十分打電話給父親，說他已經整整兩天沒睡，必須完成一份簡報，還要準備早上的會議，當時辦公室裡只剩他一人。父親要求他趕快回家，古普塔說想再待一會兒。幾小時後，有人發現古普塔陳屍在家門外，他從居住的高樓一躍而下，結束了一生。
過度疲累致死在日文、中文、韓文裡都有專有名詞：「過勞死」，英文裡沒有這種說法，但這類傷害比比皆是。雖然這是睡眠不足的極端案例，但睡眠不足已是現代的流行病。
這也是工業化國家揮之不去的夢魘，簡言之，我們都睡不飽。這個問題遠比許多人所想的還要嚴重，風險更大。無論是白天或夜晚，我們的時間都受到前所未有的侵犯。隨著每日需要處理的事情日益增加，清醒時間的價值大幅飆升。富蘭克林主張「時間就是金錢！」已變成企業界的標語，但我們因此犧牲了睡眠。工業革命以來，大家彷彿把睡眠視為無聊的遠親，我們勉為其難登門造訪，而且盡可能縮短拜訪的行程。
睡眠不足是全球文明通病
最近的蓋洛普民調顯示，40％的美國成年人睡眠不足，每晚睡眠的時數不到醫生建議的七小時底線。波士頓兒童醫院的小兒睡眠障礙中心主任朱迪思．歐文斯醫生（Judith Owens）表示，「睡眠充足和獲得充分的營養、活動筋骨、繫安全帶一樣重要。」但多數人都嚴重低估了身體對睡眠的需求。
這種睡眠危機是全球性的。2011年，32％的英國受訪者表示，過去六個月期間，他們每天平均的睡眠不到七小時；到了2014年，這個比例更飆升至60％。2013年，三分之一以上的德國受訪者和三分之二的日本受訪者表示，他們非假日的睡眠不足。
穿戴式設備公司Jawbone從販售的UP手環追蹤器，收集數千人的睡眠資料，所以現在我們知道哪些城市的睡得最少。
東京市民每晚的平均睡眠僅五小時四十五分，
首爾是六小時又三分鐘，
杜拜是六小時十三分，
新加坡是六小時二十七分，
香港是六小時二十九分，
拉斯維加斯是六小時三十二分。
如果你的睡眠時數比拉斯維加斯的居民還少，你就有問題了。
當然，睡眠不足有很大一部分是工作造成的，或者更廣義地說，是我們界定工作的方式造成的，也就是受到我們定義成功及輕重緩急的影響。堅信工作比任何事情還要重要，讓我們付出很大的代價。科技進步讓工作化為口袋及包包裡的手機，跟著愈來愈多人到處跑，導致睡眠不足的情況更加惡化。
我們的住家、臥室，甚至床上，充斥著不時發出訊號、振動、閃爍的裝置，我們透過令人上癮的按鍵，隨時和朋友、陌生人、全世界保持聯繫，緊追各種電視節目或電影動態。人類是社群動物，先天就習慣相互聯繫，即使並未實際連線上網，我們總是處在高度期待的狀態。到了睡眠時間，這種狀態很難讓人進入放鬆時該有的心境。我們不太注意如何入睡，如何幫自己充電，卻在家裡四處擺滿各種像小床一樣的充電裝置，幫科技裝置充電。
犧牲睡眠以求生存
如今大家普遍認為，永遠處於連線狀態是成功的前提，就像艾倫．德瑞克森（Alan Derickson）在《睏得要命》（Dangerously Sleepy）裡所寫的：「很多人把睡眠不足視為在全球競爭中生存下來的必要條件，這種觀念甚至比愛迪生那個時代還嚴重。他們覺得想在全年不休的社會裡成功，就不能讓自己或下面的人獲得必要休息。美國人現在對任何形式的休息都有強烈的不信任，這種意識形態的偏見比以前更嚴重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