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年，薩徐瑞斯．古普塔（Sarvshreshth Gupta）在高盛的舊金山分公司擔任基層分析師，每週工作上百個小時，令他難以負荷，決定在三月遞出辭呈。但遞出辭呈後，他又回心轉意，繼續工作，這究竟是因為社群壓力或自身壓力，目前仍不清楚。一週後，古普塔於凌晨兩點四十分打電話給父親，說他已經整整兩天沒睡，必須完成一份簡報，還要準備早上的會議，當時辦公室裡只剩他一人。父親要求他趕快回家，古普塔說想再待一會兒。幾小時後，有人發現古普塔陳屍在家門外，他從居住的高樓一躍而下，結束了一生。
過度疲累致死在日文、中文、韓文裡都有專有名詞：「過勞死」，英文裡沒有這種說法，但這類傷害比比皆是。雖然這是睡眠不足的極端案例，但睡眠不足已是現代的流行病。
這也是工業化國家揮之不去的夢魘，簡言之，我們都睡不飽。這個問題遠比許多人所想的還要嚴重，風險更大。無論是白天或夜晚，我們的時間都受到前所未有的侵犯。隨著每日需要處理的事情日益增加，清醒時間的價值大幅飆升。富蘭克林主張「時間就是金錢！」已變成企業界的標語，但我們因此犧牲了睡眠。工業革命以來，大家彷彿把睡眠視為無聊的遠親，我們勉為其難登門造訪，而且盡可能縮短拜訪的行程。
睡眠不足是全球文明通病
最近的蓋洛普民調顯示，40％的美國成年人睡眠不足，每晚睡眠的時數不到醫生建議的七小時底線。波士頓兒童醫院的小兒睡眠障礙中心主任朱迪思．歐文斯醫生（Judith Owens）表示，「睡眠充足和獲得充分的營養、活動筋骨、繫安全帶一樣重要。」但多數人都嚴重低估了身體對睡眠的需求。
這種睡眠危機是全球性的。2011年，32％的英國受訪者表示，過去六個月期間，他們每天平均的睡眠不到七小時；到了2014年，這個比例更飆升至60％。2013年，三分之一以上的德國受訪者和三分之二的日本受訪者表示，他們非假日的睡眠不足。
穿戴式設備公司Jawbone從販售的UP手環追蹤器，收集數千人的睡眠資料，所以現在我們知道哪些城市的睡得最少。
東京市民每晚的平均睡眠僅五小時四十五分，
首爾是六小時又三分鐘，
杜拜是六小時十三分，
新加坡是六小時二十七分，
香港是六小時二十九分，
拉斯維加斯是六小時三十二分。
如果你的睡眠時數比拉斯維加斯的居民還少，你就有問題了。
當然，睡眠不足有很大一部分是工作造成的，或者更廣義地說，是我們界定工作的方式造成的，也就是受到我們定義成功及輕重緩急的影響。堅信工作比任何事情還要重要，讓我們付出很大的代價。科技進步讓工作化為口袋及包包裡的手機，跟著愈來愈多人到處跑，導致睡眠不足的情況更加惡化。
我們的住家、臥室，甚至床上，充斥著不時發出訊號、振動、閃爍的裝置，我們透過令人上癮的按鍵，隨時和朋友、陌生人、全世界保持聯繫，緊追各種電視節目或電影動態。人類是社群動物，先天就習慣相互聯繫，即使並未實際連線上網，我們總是處在高度期待的狀態。到了睡眠時間，這種狀態很難讓人進入放鬆時該有的心境。我們不太注意如何入睡，如何幫自己充電，卻在家裡四處擺滿各種像小床一樣的充電裝置，幫科技裝置充電。
犧牲睡眠以求生存
如今大家普遍認為，永遠處於連線狀態是成功的前提，就像艾倫．德瑞克森（Alan Derickson）在《睏得要命》（Dangerously Sleepy）裡所寫的：「很多人把睡眠不足視為在全球競爭中生存下來的必要條件，這種觀念甚至比愛迪生那個時代還嚴重。他們覺得想在全年不休的社會裡成功，就不能讓自己或下面的人獲得必要休息。美國人現在對任何形式的休息都有強烈的不信任，這種意識形態的偏見比以前更嚴重。」
{DS}
美國人根本靜不下來，從1990年到2000年，美國勞工一整年增加了相當於一週的工作時數。2014年旅遊網站Skift的調查顯示，當年有40％以上的美國人完全沒有度假。增加的工時大多是占用了睡眠時間。
30％的美國上班族表示，他們每晚的睡眠時數僅六小時或更少，近70％的上班族表示睡眠不足。每天睡不到六小時是導致過勞的一大因素。
對世界上許多人來說，財務問題的惡性循環也促成睡眠不足的惡性循環。如果必須兼兩三份工作才能勉強餬口，「充足睡眠」可能不是你的首要之務。就像醫療保健一樣，大眾的睡眠時數也不是呈現均勻或公平分布的狀態。睡眠是貧富不均下的犧牲品，2013年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發現，「社經地位較低，和主觀睡眠品質較差、困倦度較高、睡眠抱怨較多有關。」但矛盾的是，環境愈是艱困，愈需要想辦法善用睡眠來幫我們克服難關。飛機上的飛安宣導之所以會強調「你必須先自己戴上氧氣罩」，那是有道理的。
居住環境也可能影響睡眠，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預防醫學教授蘿倫．海爾（Lauren Hale）指出：「我看過每份研究都提到，鄰里素質和睡眠品質之間有直接相關。」如果你住在幫派衝突多或暴力活動頻繁的地方，睡眠難免會受到影響，這也是睡眠不足和更深層的社會問題有關的例子。
工時愈長，損失愈大
工業化有很多好處，卻讓我們與睡眠的關係大幅惡化。我們打著生產力的名義犧牲睡眠，但 諷刺的是，即使增加工時，睡眠不足使每位勞工每年失去的生產力，累積下來多達11天以上，折合約2,280美元。每年因睡眠不足導致的缺勤和假性出勤（員工來上班，但心思完全不在工作上），對美國經濟造成的成本總計高達630億美元以上。哈佛醫學院的羅納德．凱斯勒教授（Ronald C. Kessler）說：「美國人並未因為失眠而缺勤，他們依然上班，但疲累導致生產力更加低落。在資訊導向的經濟中，很難找到比睡眠不足更嚴重破壞生產力的狀況。」
睡眠障礙每年導致澳洲付出50億美元以上的醫療成本和間接成本；「生活品質降低」所造成的額外成本，更高達314億美元之多。在英國，最近一項研究顯示，每五名員工之中，就有一人因睡眠不足而缺勤或上班遲到。研究人員估計，這相當於每年損失4700萬以上的工時，損失的生產力折合約4.53億英鎊。而且有近三分之一的英國員工表示，每天早上覺得很疲累。然而，即使大家逐漸注意到這個問題，很少公司把睡眠列為首要之務，並思考睡眠不足對獲利的衝擊。
{DS}
在加拿大，26％的勞工表示曾因睡眠不足而請病假，近三分之二的加拿大成年人坦言，他們「大多時候」都感到疲累。
睡眠不足對職業婦女更不利
生理上，女性需要的睡眠比男性多，所以睡眠不足對女性身心健康的衝擊更大。杜克大學醫學中心研究人員發現，女性罹患心臟病、第二型糖尿病、憂鬱症的風險更大。該研究的主筆愛德華．蘇亞雷斯（Edward Suarez）指出：「我們發現，對女性來說，睡眠不好和心情嚴重低落、敵意、憂鬱、憤怒有明顯的關係。然而，睡眠品質同樣不好的男性，並沒有那麼明顯的負面感受。」
即使女性進入了職場，家務大多還是由女性扛起。職場環境大多是男性創造出來的，他們常以加班意願來作為員工投入與奉獻的指標。在職場和家務的兩面夾攻下，女性犧牲的睡眠更多。《美容覺》（Beauty Sleep）的作者邁克爾．布魯斯（Michael Breus）指出：「女性因要務太多，分身乏術，日益忽視睡眠。她們可能知道睡眠應該是首要之務，但是又非做完事情不可，結果只好犧牲睡眠了。」
史丹佛睡眠障礙中心的創辦人威廉．德門特醫生（William Dement）是首開這類門診先河的人，他指出1969年起，家有幼兒的職業婦女花在工作及通勤上的時間，比起其他職業婦女每年需多花241小時。
身兼母職的認知技巧訓練師莎拉．班頓（Sarah Bunton）在《赫芬頓郵報》上描述其經歷：「你曾否想過讓時間暫停下來？我換個問法好了，你有哪天不想讓時間暫停嗎？對多數母親來說，無論她是不是職業婦女，每天感覺都忙個沒完，通常每天也沒有起始，就只是短暫平靜一下，然後又延續之前的混亂罷了……媽咪好想打個盹。」
冥想課程「大膽寧靜」（Bold Tranquility）的創辦人凱倫．布羅迪（Karen Brody）寫道：「坦白講，現代女性都累壞了，累癱了，累斃了。我指導的學員都是忙碌的女性，她們老是告訴我：『多年來我為了工作而接受教育，現在反而沒有精力工作了。』」
睡飽才是日益精進之源
睡眠是健康的基本要素，也與其他的關鍵要素密切相關。我開始每天睡七、八小時以後，靜坐和運動都變得更加容易，決策也變得更睿智，和自我及他人都可以更深入地交流。
{DS}
我到全美各地宣傳《從容的力量》時，發現大家最常提到的議題是睡眠。例如，睡眠充足人人都懂，但知易行難；每天的時間不夠用；很難做到放輕鬆；即使騰出足夠的睡眠時間，入睡及沉睡也不容易。自從我成了睡眠推廣大使以後，每次到任何地方，都有人把我拉到一旁，刻意壓低聲音，偷偷地對我坦言：「我總是睡眠不足，累得要命。」有一次我去舊金山演講，會後一位年輕女性告訴我：「我已經不記得上次覺得不累是什麼時候了。」通常每次交流到最後，我都和在場人士聊到同樣的話題，大家都想知道：「我該怎麼做，才能獲得更多的睡眠？」
顯然，若要真正達到朝氣蓬勃、日新又新，必須先從睡飽做起。唯有睡飽，才能踏上健康人生的康莊大道。從我們呱呱落地到最後離開人世，睡眠始終和我們密切相關。那是新生兒的父母最關注的主題，旁人總是問道：「寶寶睡得如何？」或「你睡得如何？」或是熱心地說：「這裡有二十五本書，你有空可以讀一下，那些都是教人如何讓新生兒入睡的指南。」有小孩的人看到亞當．曼斯巴赫（Adam Mansbach）的2011年著作《快給我滾去睡》（Go the F**k to Sleep）空降暢銷書榜首時，一點都不意外。另外，相對於新生兒，當我們的人生走到盡頭時，多數人認為最棒的死法是：「在睡夢中與世長辭。」
所以，我們和睡眠都有密切及獨特的關係。即使你抗拒睡眠，它就像跟你分分合合的戀人，藕斷絲連，糾纏不清。睡眠正常時，你會如獲奧援、做起事來得心應手；睡眠不足時，便彷彿遭內鬼破壞，到處出紕漏。無論我們是熱中睡眠或抗拒睡眠，每天、每晚、一輩子我們都必須面對睡眠。
{DS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