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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「我與命運有一個約會！」這句話形容了張忠謀2次重大人生抉擇：1958年赴德州儀器公司，與1985年赴台灣。在擔任工研院院長時，面對三家IC設計公司要求政府投資建晶圓廠的問題，他提出「共同晶圓廠」概念，開創了「專業晶圓代工」商業模式。這一構想得到李國鼎等官員支持，最終催生了台積電，開啟了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繁榮。
「我與命運有一個約會！」（I have a rendezvous with destiny!）這句話，現在不流行了，但在上世紀中期，卻常從美國人，尤其年輕美國人口中聽到。
在我一生中，也有兩次對自己說這話。第一次是1958年，我自熟悉的「文化城」波士頓，開四天車到陌生的「牛仔鄉」達拉斯，向德州儀器公司報到；第二次是1985年，我決定離開已經安身立命的美國，來到人地文化生疏的台灣。
兩次與命運赴約都做對了。第一次去德儀赴約，德儀改變了我前半生；第二次去台灣赴約，台灣改變了我後半生。只是，我起初以為台灣的約會地點是工研院，後來命運告訴我我錯了，約會地點是台積電。
倡議台積電
工研院院長交接典禮的第二天（1985年8月21日），方前院長就拿了一張紙，對我交代「要辦事項」；第一件顯然是方前院長最擔心的。那就是：三家華裔美商創辦的IC設計公司——國善、茂矽，及華智，各要求政府出資為每家建晶圓廠。那時建一座晶圓廠至少需要幾千萬美元，三座就要一億美元以上，怎麼辦？
對這麼無理的要求，我的立刻反應是，拒絕他們不就完了？但這答案似乎不能使方前院長釋懷。第二天我就找了胡定華副院長及電子所所長史欽泰，問他們為什麼不能乾脆拒絕這三家IC設計公司的無理要求？是否還有什麼「隱情」？
胡、史說沒有「隱情」，但有「憂慮」。政府不是已有十年之久，出巨資給工研院研究IC？政府不是要建立台灣IC工業？現在，現成的IC公司要政府資助他們建廠，政府為什麼不幫忙？難道政府「促進工業技術發展」的雄心壯志，只限於讓工研院研究又研究？
胡與史當然覺得政府不能答應這三家公司建晶圓廠的要求，但也認為不能只說「不」，要給他們一個「交代」。
這一切發生在我出任院長的頭幾天，而且發生在工研院內經費最大、員工最多、也被認為最成功的研究案上，但是工研院的矛盾已暴露無遺。研究工作可以自以為很成功，但對工業的利益卻說不出來。
回到三家公司的要求。
方賢齊不是唯一擔心怎麼交代這三家IC設計公司之人。兩星期後（9月4日），李國鼎政委要見我。李一開頭就提此事。我已有幾乎兩星期時間想此問題，所以我當時就提「共同晶圓廠」（Common Wafer Fab）觀念。李似甚喜我有答案，告訴我他要多召集幾個人，一起討論我的建議。
三天後（9月7日，星期六）李政委又開會，這次有謝森中（交通銀行董事長），張耀東（國庫署長兼開發基金執行長）及江萬齡（中華開發銀行總經理）。假使政府同意辦新的公司，開發基金是最可能的投資者；交銀也是可能的投資者；江萬齡在場，我想是因為中華開發曾投資國善，所以江很在意政府如何對國善交代。
在會議中，李政委要我重述一次我三天前對他提的「共同晶圓廠」觀念，然後徵求謝、張，及江的意見。謝和張贊同「共同晶圓廠」，江表示國善仍希望有他們自己的晶圓廠。李政委是一位決定明快，而且沒有太多耐心與人辯論的人。他很快囑咐我準備對俞國華院長簡報。
當天下午，李打電話給我：「已約定9月10日（星期二）下午四點半」，他興奮地對我說，「想不到他（俞院長）那麼熱心，那麼快就答應聽你報告。」
「專業晶圓代工」 商業模式
1985年8月21日（方賢齊對我講「要辦事項」）至9月4日（我對李國鼎提「共同晶圓廠」）這14天，可說是我一生中創新價值最高的兩週。價值連城的「專業晶圓代工」（Dedicated Foundry）商業模式在此兩週誕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