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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投過後》別先批評他們懶惰卸責,希臘年輕人告白,反紓困有苦衷

希臘公投
忍受6-年緊縮政策,希臘人不解為何失業率仍飆、自殺率暴增,他們上街頭,用選票宣誓自己的決定。

七月五日,希臘紓困公投結果公布,反對債權國紓困計畫的以超過六成獲得壓倒性勝利,這是一個讓國際債權人始料未及的驚人結果,也讓希臘脫歐的可能性大幅提升。

《商業周刊》實地採訪希臘人民兩方說法。

28歲科技業執行長:
反對紓困方案的話,會讓希臘承受更大風險。

他,是今年二十八歲的高明(‎Michalis Gkontas),兩年前以食物共享概念創辦「Cookisto」,如今旗下已有四十五名員工,經營觸角從希臘延伸至英國。公投前,他將臉書大頭照換成印有「NAI」(希臘文的Yes)的希臘國旗,他說:「反對歐元區的紓困方案,會讓希臘承受更大的風險。」

26歲行政主管:
反對,是我們唯一可對國家現況表達不滿的方式。

而她,是今年二十六歲的令波拉(Elena Lymperi),大學畢業後就到法國攻讀研究所,公投前,她和朋友拿著「OXI」(希臘文的No)的旗幟走上街頭。

令波拉說:「反對是我們唯一可以對國家現況表達不滿的方式,這些年來大家忍受非常多的撙節措施,現在我們已經無法相信這麼多的犧牲可以讓生活更好。」

她再進一步指出:「說『不』是表達我們需要找其他的出路,而不是對歐元區說『不』,很多媒體把兩者畫上等號,但沒有人想要脫離歐元區。很多希臘人都知道過去犯了很多錯,所以我們都非常努力,現在我們只想看到我們的努力有成果。」

實際上,當多數希臘人投下反對票的那一刻,脫離歐元區的風險就急劇升高。短期內已經被管制的現金會更加緊缺,銀行可能會出現倒閉潮,而商家在無法支付款項的情況下,進口食物與原物料很快會出現短缺,政府也會發不出公務員的薪資與退休金。

中長期而言,摩根大通與巴克萊等金融機構都指出,若希臘脫離歐元區,屆時必須自行印製舊有的貨幣德拉克馬,經濟學家預測歐元計價的資產立刻縮水五○%以上,希臘將陷入五至十年的經濟黑暗期。

對歐洲而言,《時代》雜誌認為這可能會引發其他歐豬國家債務違約的骨牌效應;美國財經電視台CNBC甚至指出,歐元兌美元可能加速貶破一的水平;再從安全角度考量,歐洲會失去地中海的重要戰略位置,然而希臘如果留在歐元區,甚至能重啟談判,也會讓其他國家如法炮製,後患無窮。

一場不到一千萬人的希臘公投,決定了這個擁有上千年歷史的國家,在現代歐洲的地位,也牽動全球的政經角力。

在一片黑暗當中,我們從希臘年輕人身上,卻隱約看到一絲微弱的亮光。

今年三十二歲的帕帕多普洛斯(Panagiotis Papadopoulos)告訴我們,希臘長期以來過度膨脹的公部門壓縮了私人企業發展,年輕人如果不想成為國際移民,創業是唯一生存下來的路。二○一三年他創辦的「Bugsense」,因為優異的數據分析能力被美國上市公司收購,如今客戶遍及《財星》五百強企業。

像Bugsense這樣的希臘新創公司,到二○一三年達到一百四十五家,然而這些創業家的努力,就在今年六月底希臘總理齊普拉斯(Alexis Tsipras)無預警實施資本管制下,幾乎隨之東流。

一位總部設在雅典的創業家說:「無法付款給海外公司,不僅讓我們努力多年的產品發布無限期延期,更對辛苦建立起來的名譽毀於一旦。」還有企業甚至因為無法轉帳到國外戶頭,連公司信箱都無法打開。

帕帕多普洛斯知道後,馬上在推特(Twitter)上發起自救聯盟,短時間內號召六位希臘企業家,在線上籌組資助平台ZeroFund,為需要國際匯款的希臘新創企業無償提供資金。

過去希臘因為領土分散在不同的島嶼,從古至今就不斷上演窮人與富人、寡頭與民主派的衝突,「自掃門前雪」的現象相當普遍。如今左派當政,私人企業更成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燙手山芋,然而帕帕多普洛斯在政府無能為力之下,率先說出:「只要寫下你的要求,我會不求回報的幫助你。」甚至直接在個人臉書留下聯絡電話。

不到一週時間,帕帕多普洛斯已經無償支付了兩千美元(約合新台幣六萬元),他說:「我很擔憂資金的需求會極速成長,但是我不會後悔、更不會停止,我們正努力討論新的協助方案。」

28歲社會企業媒體負責人:
很多時候我忍不住想哭,我們明明值得更好的對待。

希臘的困局催生了民眾團結的力量,然而不斷萎縮的經濟與永無止境的稅負,也打壓著努力變革的年輕人。

一年半前,《商業周刊》採訪團隊飛抵希臘現場,採訪新創社會企業家希迪雅(Stephania Xydia),她透過網路號召工程師、律師等中產階級,將原本被當地人稱為「公共廁所」的黑街改造成觀光亮點,在官僚與腐敗幾乎摧毀一切的同時,凝聚了社區與民眾的向心力,德國的《鏡報》甚至形容「希臘的年輕人們用自己的方式,一起對抗危機。」

如今,我們再次採訪希迪雅,筋疲力竭的她指出,這一年來經濟不斷萎縮,組織的資金枯竭,員工大半離職。

希迪雅回憶,過去自由工作者每年在雅典大約可以賺到一萬三千美元(約合新台幣三十九萬元),如今扣掉日益高漲的稅負與生活開銷,每年只能剩下五千美元(約合新台幣十五萬元)可用,年輕人根本活不下去。「很多時候我都忍不住想哭,」「我們明明值得更好的被對待。」

這是一場歷史悲劇。希臘,全世界第一個民主國家,也是第一個對國際貨幣基金倒債的已開發國家,未來數十年,這個國家仍將背負沉重的債務,希臘人民必須重新認識自己、嚴格要求自己,才能找到終結這場悲劇的鑰匙,而這,需要一整個世代人民的徹底改變。

【延伸閱讀】公投前夕,一個希臘社會企業家的公開信⋯⋯

■ 社會企業家希迪雅

別問我最後會投給哪一方,這根本不是重點。

我們必須要問的是真正的問題:「我們想要留在歐洲,是因為它的資助原則(意指紓困方案),還是它的基本原則(意指歐洲整體的自由、民主與文化價值觀)?」這個問題在週日的公投來看,是荒謬與強人所難的,更糟的是,這個問題在選票的解釋上(希臘與歐洲的兩難抉擇),對我們每一個人更是危險的。

明天我會看著鏡中的自己,想著什麼樣的答案,能帶著我們繼續在這艱難的情況下前進。什麼樣的答案,能榮耀我的祖父母與父母親,以及成為留給我未來孩子的遺產。

我知道我投下的一票將使我從恐懼中解脫、憤怒中解脫、從壓力中解脫,以及從死鎖中解脫出來。無論結果如何,我都會平靜的接受並做好準備,因為無論是黑棋還是白棋,一旦遊戲結束,士兵跟皇后最後都會終結在同一個格子裡。

明天晚上,我將會去雅典衛城觀看「Socrates Now」(一齣蘇格拉底的劇),但是這一次我將會用不同的耳朵感受,用不同的眼光審視我們的文化遺蹟,我會用蘇格拉底的一句箴言,做為我選票的力量以及決定,那就是「我唯一知道的事,就是我什麼都不知道(I know one thing, I know nothing.)」

也許在二〇二五年,經過十多個艱困的年頭,我們從頭開始一同建立我們的國家,做為一個在歐洲的希臘人,在二〇一五年七月五日的這一場公投,我們都將為每一個Yes或No的選擇感到自豪,我們每一個人,都會為新的發現感到驕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