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球一百九十五個國家裡，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國家，每名婦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數已跌破二．一，這個數字是無需移民下，維持人口穩定的必要條件。其中六十六個國家的平均值，現在更接近一而非二。在某些國家，每位婦女最常見的生育子女數為零。
下滑的速度與廣度都超乎預期。就在五年前，聯合國還預測韓國二○二三年會有三十五萬名新生兒。實際數字卻只有二十三萬，預測足足高估了五成。
如今幾乎全世界都受影響。直到不久前，超低且快速下滑的生育率還主要是富國的煩惱，但如今許多開發中國家的生育率，已低於遠比它們富裕的國家。中低所得國家如今的處境是，還沒變富，就先變老了。
人口老化會讓勞動力萎縮，拖累生產力與生活水準的成長。日本自一九九○年代以來的停滯，幾乎全可由低生育率解釋。
「生育率下滑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哉問，」賓州大學經濟學教授、研究人口變遷後果的權威學者費南德茲—維拉維德（Jesús Fernández-Villaverde）說。他主張，幾乎所有迫切的問題都源自生育率崩跌：「其他一切都是下游效應。」
一個又一個國家，生育率都在智慧型手機問世後驟降，無論先前的趨勢為何。
數據顯示低收入低學歷跌更深
多數年輕男女仍表示想要兩個左右的孩子——即使在多數婦女如今一個都不生的韓國也一樣。問題出在目標與結果之間有一道「生育落差」，而這道落差，與現代生活形態息息相關——包括我們的住房，以及越來越關鍵的，我們的手機。過去數十年，全球生育率下滑，是因為夫妻生得少。如今的主因，則是成為夫妻的人變少。
社會常把這個趨勢與某些刻板印象連在一起：女性把事業擺在孩子前面，或夫妻明明有充裕的可支配所得卻選擇不生。
但在許多國家，生育與成為伴侶的下滑，在教育程度最低、所得最低的族群中最為陡峭。相對的，大學畢業生組成伴侶並生育的比率，卻穩定甚至上升。組建家庭，似乎已呈現K型分化。
富國的政府介入也沒能擋住這股趨勢。一九八○年代以來，已開發國家把每人實質的兒童福利、托育補貼與育嬰假支出增加兩倍，由父親分擔的育兒比率也穩步攀升，生育率卻照樣下滑。
對純經濟解釋感到不滿足的研究者，開始把矛頭指向新的罪魁禍首——在全球年輕人生活中扮演重大角色的數位裝置與平台。
辛辛那提大學的學者哈德森（Nathan Hudson）與莫斯科索—波耶多（Hernan Moscoso-Boedo）日前發表一篇論文，從美國與英國4G行動網路鋪設的角度檢視生育率。最早取得高速行動連網的地區，新生兒數量最早、也最快下滑。兩位作者主張，智慧型手機改變了年輕人共度時光的方式，大幅減少面對面社交，導致他們的生育率崩跌。
《金融時報》的研究指出，一個又一個國家，生育率都在智慧型手機問世後驟降，無論先前的趨勢為何。年齡層越年輕，下滑越明顯——這恰恰是智慧型手機使用模式的鏡像。
少子化背後反映孤立世代危機
「要遇到你未來會結婚的對象，得先從一大群人裡篩選，」人口學家史東（Lyman Stone）說。「如果你花很多時間在真實世界裡和同儕社交，你對潛在伴侶的標準，會錨定在真實世界。如果你把時間花在Instagram上，你的標準就會錨定在一種人為的、對『正常』的認知上。」史丹佛大學的助理教授伊凡斯（Alice Evans）指出，在性別角色上越傳統的文化，智慧型手機對其生育率的衝擊就越大。資料佐證了這點：中東與拉丁美洲是過去十年生育率跌幅最陡的地區之一。
伊凡斯描述她所謂的「文化跳蛙」現象，並補充說「Instagram與TikTok讓全球年輕女性得以繞過傳統權威……把她們對一段關係的期待拉高，而男性同儕往往還沒準備好面對」。
面對這些深深嵌進現代生活的趨勢，該怎麼辦？畢竟，沒辦法讓智慧型手機消失。如同史東所說：「如果有人視力不好，我們不會去改他的基因，我們會給他一副眼鏡。」
相對的，有充分證據顯示，為年輕夫妻提供安穩、合適的住房，能提高他們組建家庭意願。
獎勵夫妻生育的「生育獎金」是另一個選項，或許能擋住下滑——但前提是金額要夠大方。
不過政府資源有限，經濟因素也不是人口下滑的唯一決定因素；當越來越多人根本沒有伴侶，那些幫助幸福夫妻生小孩的誘因，恐怕都搔不到癢處。
更關鍵的是，生育率下滑似乎只是一個更廣泛現象的一部分——年輕成人的單身化、孤立化與身心狀態惡化。既然這一切很可能與科技及社群媒體有關，扭轉趨勢最大的希望，或許是改變我們的數位習慣。
就算撇開我們越來越低的生育意願不談，把一個破碎、受挫的世代重新凝聚起來，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考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