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怕的伊波拉病毒（Ebola）至少肆虐西非幾內亞、賴比瑞亞、獅子山共和國和奈及利亞四個國家，不僅須即刻回應以遏阻疫情擴大，更喚醒大家反思一些全球公共衛生的基本假設。在這個時代，新發傳染病（emerging）、再發傳染病（re-emerging）會經由全球往來頻繁的網路迅速蔓延，需要一個足以應付此現實情況的全球疾病管制系統。 所幸，我們若能投資得當，這樣一個系統並非遙不可及。 近年來爆發的諸多傳染病中，伊波拉是最新一種，其他還有愛滋病、SARS、H1N1新型流感、H7N9禽流感等；在這些健康殺手中，愛滋病致命率最高，一九八一年以來已經奪走三千六百萬人性命。 當然，規模更大、爆發得更突然的傳染病也所在多有，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奪走五千萬到一億人性命的流感即是一例，死亡人數遠超過戰爭本身。儘管二○○三年爆發的SARS疫情獲得控制，只有不到一千人死亡，仍造成包括中國在內的幾個東亞國家經濟瀕於危險邊緣。 病毒，已全球化 人畜共通、窮人首當其衝 我們若欲了解伊波拉病毒及其他傳染病，須認清四項重要事實。首先，大多數新發傳染病都屬於人畜共通傳染病，意即它往往始於動物之間互相傳染，有時是因為基因突變，才會傳染到人身上。 伊波拉病毒有可能來自蝙蝠，愛滋病的起源是黑猩猩，SARS極可能來自中國南方動物交易市場裡的果子狸，而如H1N1、H7N9等流感品種，則是因為野生動物與人工豢養動物之間病毒基因重組所致。 隨著人類活動長驅直入新的生態系統，例如以前地處偏遠的森林地區，新形態的人畜共通傳染病可說已經難以避免；食品業者為基因改造食物創造更多機會，而氣候變遷則是擾亂自然棲息地和物種之間的互動，大自然漸漸變得不按牌理出牌。 其次，一旦出現新型傳染病，透過航空、水運、大都市及動物產品貿易傳播的速度，很可能銳不可當。這些傳染病是全球化的新指標，而這條死亡之鏈透露出，這個世界已因無孔不入的人類移動、物品流通而變得不堪一擊。 第三，窮人不僅首當其衝，而且受影響最深。農村貧窮人口與最開始傳染疾病的那些受感染動物住得最近，這群人經常打獵、吃野味，因此很容易被傳染。貧窮族群通常也沒有受過教育，普遍不了解對他們而言尚屬陌生的傳染病，究竟是如何傳播上身，這使得他們自己更易被傳染，然後再傳染給別人。 此外，窮人營養不良、缺乏基本衛生照顧，就算他們感染到某種疾病，只須補充營養和適當治療即可治癒存活，他們虛弱的免疫系統仍往往不敵病魔侵襲。再者，去醫療化（de-medicalized）情況，導致源頭的疫情爆發更加嚴重；也就是說，幾乎沒有哪一位專業衛生工作者能確保，自己已經採取符合公共衛生的標準做法，例如：隔離被傳染者、追蹤與他人接觸情形、監控等適當因應傳染病。 最後，包括診斷工具、有效藥物和疫苗在內的必要醫療措施，難免都會落在新發傳染病之後才出現。無論如何，這類工具必須持續充足、不虞匱乏，這就有賴尖端生物科技、免疫學和生物工程等，共同發揮大規模的產業回應能力。例如：當大型傳染病爆發時，可以採取行動，生產幾百萬份疫苗或藥物。 比如，愛滋病危機換來數十億美元投入研發，製藥業投注的心血也不遑多讓，為的是生產出能救命的抗反轉錄病毒（antiretroviral）藥物，以應全球之需。只不過，每次突破都免不了導致病原體變異，使前一次治療的效果打折。這意味著，與疾病競賽，沒有終極勝利，只有人類與致病原因之間停不了的軍備競賽。 應戰，先備好錢 每年50億美元，疫區就有救 那麼，全世界已經準備好迎接伊波拉病毒、新型致命流感、能讓愛滋病傳播速度加快的病毒變異，或已發展出多重抗藥性的新品種瘧疾，或是其他病原了嗎？答案為否。 雖然自二○○○年以來公共衛生投資顯著成長，使得對抗愛滋病、結核病和瘧疾的戰役取得重大勝利，但最近，全世界在公共衛生的花費遠比需求明顯衰退。提供捐助的國家未能充分考慮及因應新舊挑戰，導致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飽受預算緊縮所苦；同時，全球對抗愛滋、結核病、瘧疾基金會的資金短缺，遠不足以支撐這一場場對抗疾病的戰役贏得勝利。 我們亟須以下作為： 首先，美國、歐盟、波斯灣及東亞各國，應在WHO領導下設立一個可靈活運用的基金專款，用來對抗當前的伊波拉病毒，或許初始規模可訂在五千萬到一億美元，視未來發展而定。此舉可讓我們針對眼前的挑戰做出可資抵禦、迅速有效的公共衛生解決辦法。 其次，提供捐助的國家應盡速擴充全球基金的預算及授權，使之成為全球低所得國家的健康基金，用以幫助最貧窮國家在每個貧民窟和農村社區，建立基礎衛生系統，即全民健康覆蓋（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）的概念。最迫切地區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及南非，那裡衛生條件及赤貧情況最嚴重，可預防及可控制的傳染病持續肆虐。 這些地區尤其應該要訓練並部署一支新的核心社區醫療工作隊，訓練他們可以判別疾病症狀、予以監控，並實施診斷、提供適當治療。每年花五十億美元，保證就會有訓練有素的醫療工作者，出現在每一處非洲社區，有效處理伊波拉病毒這類緊急狀況。 最後，高所得國家必須在監控全球疾病、拓展WHO能力、拯救生命的生物醫學研究等方面，持續投入充分資金，過去一世紀裡，生物醫學一直為人類帶來大量好處。縱然國家預算吃緊，將生死攸關的問題交由財政來宰割，無異是最不計後果的決定。（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