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倫敦傳回撼動台灣藝術界的捷報：大英博物館（The British Museum）正式將三位台灣藝術家作品納入永久典藏。距離上一次台灣藝術家入典，整整時隔約十六年。過往國際頂級機構典藏亞洲藝術，多半視為「古老東方文物」；這次選中的，卻是台灣的當代創作。
獲選藝術家薛保瑕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。巨幅作品《應對—達悟族》獲大英博物館永久典藏。作為台灣當代指標性的抽象藝術大師，她赴美取得紐約大學藝術博士，返台後深耕學界、更曾任國立臺灣美術館館長，推動亞洲藝術雙年展等重大國際展演，在當代藝術史中占有重要地位。
兼具深厚學術視野與行政高位的經歷，當被問及如何定義自己，她卻用最堅定的姿態回應：「我始終只是一個創作的人。」
這份對創作最純粹的渴望，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已定調。二十八歲赴美前，薛保瑕接受嚴格的學院寫實訓練，習慣看具體物件精準描繪。
她真正走進抽象的契機，發生在紐約的一堂人體素描課。當時教室前方坐滿學生，她只能站在模特兒背後，老師卻出了一道難題：畫出模特兒的「正面」。
當眼睛無法再依靠視覺對象，多年累積的寫實經驗瞬間歸零。迷惘中，她只能放下過往技巧，試著將當下無所依循的狀態寫入畫布。「就在那一剎那，我的創作語言完全改變了。」她回憶，那一刻畫布上記錄的，是一個「完全陌生的自己」。
此後，她作畫幾乎不再預打草稿，第一筆落下，接著便順著畫面產生的張力自然延展；顏料的水分、流速，結合她走動、揮臂的節奏，共同鋪陳出作品的最終風貌。
薛保瑕對線條與空間的感知，源自童年經驗。父親喜愛書法與栽培盆景，她最早的美感記憶是書法「永字八法」。毛筆因力道、速度與方向改變，產生豐富轉折，書寫成為身體與時間參與的過程。
父親的盆景則教會她在有限尺度裡看見巨大世界：濃縮於器皿中的樹姿態雄偉，枝葉間須保留「呼吸」的留白。對線條與虛實的敏感，深植為她日後抽象畫的基因。
遠赴紐約深造，親眼面對龐大原作，紐約打開了她的藝術自由，也逼她直視核心問題：若拋開熟練的寫實技法，自己還剩下什麼？
進入抽象創作後，作品成為創作者、顏料與時間之間即興且真實的對話。「我到現在都希望維持創作一開始時，那種不設限、很陌生的狀態。」薛保瑕說。她的創作通常由感性揮毫啟動，當停筆退後凝視時，理性才進場審視空間與動勢，直到再無「想動一筆」的念頭，作品才宣告完成。
熬過手術，復原悟出新作
這種將創作融為呼吸與生命的本質，讓「創作者」成為她一生最堅定的核心認同。
極致執著，在面臨生死關頭時展露無遺。
擔任國立臺灣美術館館長期間，她曾突感全身無力，檢查後發現腦膜長了約三公分的腫瘤，因緊鄰動脈，隨時有大出血風險，必須在五天內開刀。就在推進手術室、麻醉藥打了進去之前，她硬是請醫師回到身邊，鄭重託付：「我是創作的人，我還要繼續創作，請你幫助我。」
手術順利完成，漫長復原的過程中，對重生的體悟，演化為她代表性的《九個圓點》系列。她在一幅看似完成的作品上，徒手繪上九個圓點。「九」是個位數的最高點，代表顛峰，卻也意味著極限與隨後的歸零。
近年，薛保瑕進一步將抽象藝術從個人的內在對話，推向更具體的本土文化與議題。因走訪屏東魯凱族部落，她開始深研台灣原住民族的社會組織、遷徙史與土地觀，進而開啟了「文化轉譯」系列的全新篇章。
對薛保瑕而言，將原住民文化納入她的創作，絕非流於表面借用圖騰或紋面等符號，她將抽象語言做為容器，渴望承載族群歷史中的傷痛、遷徙與土地精神。
她大量閱讀原住民歷史，將集體記憶化為畫布上的張力。
從撒奇萊雅族作品服飾上記錄傷痛的白色「眼淚珠」切入，將長達百年不敢承認身分的集體失語，凝練為畫面上隱現的肌理。（編按：撒奇萊雅族一八七八年遭清軍鎮壓後隱姓埋名於阿美族內，直至二○○七年才正名）；太魯閣族作品則從部落土地舊名「山腰的平台」發想，冷暖色塊構出宛如懸崖斷崖的落差，映照出族人在歷史迫遷中向高處移動，只能站在懸崖遙望失落故土的孤高與滄桑。
獲大英博物館典藏的作品《應對—達悟族》，是文化轉譯美學的極致展現。交錯奔湧的藍白層次線條，描繪海洋與飛魚，更轉譯達悟族與風浪「應對」的智慧——在不可預測的大海中求取和諧的流動平衡。
抽象藝術不必為了成為國際語言而抹去文化差異，反倒能讓台灣島嶼的歷史脈動與當代體溫，在國際視角下綻放出深邃而動人的光芒。
面對抽象畫作，許多人總會感到困惑：「我看得懂嗎？」薛保瑕卻認為，觀看的第一步不妨先問自己：「我感覺到什麼？」觀賞作品時，她特別建議觀眾「先後退幾步」。退得夠遠，整體流動才會浮現出來。
這不只是欣賞作品哲學，更寫照了薛保瑕整段創作生涯的軌跡：從熟練的寫實技巧中後退，她遇見陌生的自己；她的抽象從非逃離現實，而是在沒有現成答案的方向，懷抱勇氣，向未知的陌生之處走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