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今，沒有人會把Thailand跟Taiwan弄混了。
十月，就在中共二十大會議召開期間，商周採訪團隊飛抵美國華盛頓、底特律，追蹤新一批台商東進，如何更全面、更積極、更落地。
資深記者蔡茹涵發現，每一位美國人，聽到她來自台灣時，表情都會立刻變專注或驚訝，並問：「那裡一切都還好嗎？」
從操著墨西哥口音的Uber司機，到小餐館的黑人老闆，鄰座的白人老奶奶，都用關心的口吻詢問。沒有人會把台灣誤認為泰國，跟數年前完全不同。
而且，他們發問精準，「台灣是不是很擅長製造晶片？」「你們現在和中國的關係如何？」「裴洛西去台灣後，有發生什麼改變嗎？」
茹涵好奇反問，怎麼知道這些資訊？有人來自新聞，有人是朋友轉述。原來這在美國民間，也是熱門話題。
於是，這場採訪變得五味雜陳。苦的是，許多台商赴美「只能做，不能說」，因為他們的營收過半來自中國，舉措稍有不慎，恐波及成千上萬人，必須低調；甜的是，不少台灣企業下定決心，挑戰這難度最高的市場，因為越難摘的果子也越大越甜。
他們有的看準供應鏈重組，積極卡位，有的抓住台灣名號響亮的時刻，搶進消費市場。地緣政治、戰爭陰影，固然推動台商遷移，但同時，他們也把壓力轉為動力，認真開闢新水源。
從經濟學的角度看，這是一場制度與成本的考量。過去我們以為成本是看得見的，例如土地、廠房、工資等，但有很多成本我們看不見，卻很重要，例如政策反覆、清零封城，這未必列入財務報表，卻代價高昂。企業要長期經營，不能只看生產成本，必須用總成本的觀念去評估。
不過，追求穩定的制度，也有其代價。例如初始成本很高，要審視的法規多如牛毛，但後續熟悉後，變動成本就變低。人治的國家，初始成本很低，但後續變動成本很高，法治國家則倒過來，你得先熬過前期的高門檻。
幸運的是，許多人願意打困難的仗。從西進、南進、到東進，每一次遷徙，看似流離，沿途卻充滿機會，就看你用什麼態度面對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