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和在上海的朋友們交流工作經驗，每次談到和本地員工的相處，話題就打開了。最後總能歸納出許多教訓和法則，一條接一條。 我倒沒有這麼多感觸。本地同事雖然也給我帶來過麻煩，但多在可控的範圍內，通常是能力或責任心不夠；真正製造過大麻煩的，反而是外國友人和同事。 曾經遇過兩組義大利朋友，都是不請自來。一組是在二○一二年，我們的招商工作剛開始時，毛遂自薦要來幫忙，引進義大利的奢侈品牌，賺取仲介費。幾次談下來，停留在紙上談兵，對方並無相關背景，也無法列出在什麼時間可以找進哪些品牌，但開了高於市價三倍以上的仲介費，即使不成還要付他高額顧問費。溝通因此結束。 八個月後，原班人馬回來，換了一個方式談。他們提出要成為這個項目的合夥人（但不出一分錢），和我們共同招商，不收顧問費和仲介費，而是從之後整棟大樓每年房租當中固定抽成，比前一個提法更厲害，相當於項目獲利的一半歸他。溝通再次結束，但已耗掉許多時間。 二○一六年，我兼任集團母公司的管理工作。當時為了配合稅務規定，把外籍同事原本的稅後薪資，統一改為和本地同事一樣都為稅前，實拿不變，稅由公司繳納，但這部分要由外籍同事提供發票來核銷。 以法國籍居多的外籍同事們，都反對由他們提供發票，認為這是公司的事。但如果領錢的人不提供發票，發票從哪裡來呢？讓財務部去買發票嗎？財務部同事表明不會這麼做。幾次個別溝通下來，少數幾位鬆口，但多數還是拒絕。 有一天傍晚我在開會，一位法國同事敲門進來，「我們有事要找你。」我和他到旁邊一間辦公室，裡頭還有五位外籍同事。「我們不同意提供發票，而且你知道，我們法國人是革命的民族，罷工也是常有。」那段時間正好碰到法航罷工，高層主管到場溝通時，衣服還被扯破。 看來是攤牌了。我告訴這些同事，尊重他們的想法，但也提醒，罷工在中國是違法的，如果有人這麼做，公安會來了解情況，最糟結果可能會被遣送出境，不能繼續在中國工作。說完我請他們再仔細考慮，然後就先離開。發票的事後來順利解決。 我沒有在外商工作過，但以上例子已是日常的一部分。想來挑戰更大職場舞台的工作者，不管願不願意，都不能把眼光只放在同膚色同語言的人身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