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十四歲那年，我在台灣最大的報紙集團工作，我是經濟新聞的主管，台灣每天的企業經濟新聞都要從我手上發出來；我是台灣經濟新聞的關鍵人物，台灣的企業家都必須要和我做公關，我每天忙著吃應酬飯，經常宿醉不醒。 有一天我一覺醒來，忽然覺得這樣的日子太過糜爛，我問了我自己一句話：繼續過這樣的日子有意思嗎？我還要繼續過這樣的日子嗎？ 這是個嚴肅的問題：要不要繼續過這樣的日子，涉及許多現實問題：所得待遇如何？我當時的薪水不算高，但還算不錯。工作我喜歡嗎？採訪新聞、挖掘真相，這倒是我喜歡的。工作受尊重嗎？當然，許多人都想巴結我。想到這，我初步的答案是肯定的。這麼不錯的工作為何不繼續？只不過是生活稍微糜爛、頹廢了些而已！ 既然決定繼續做，我就心安了些。可是我接著想起第二個問題：如果繼續工作，那我這一生最黃金的日子，就賣給報社了，我這一輩子就再也離不開了，那如果繼續做下去，我二十年之後，當我五十四歲時，我會做什麼工作呢？這倒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。 我會是報老闆嗎？我不知為何直覺的想起老闆，或許這一直是我潛在的想望，當然不可能，打工仔永遠是打工仔。我接著想：我會是發行人、社長、總編輯嗎？這些職位如果我運氣夠好，做久了都有可能做到。 問題是當我想到這些職位時，我心中一點都不快樂，不是我不想擔任這些職位，每個職位都是我期待的，可是這些職位都替換頻仍，每一個人都做不了多久，每一個人都是高高興興上任，悽悽慘慘下台，他們落寞下台的身影，讓我印象深刻，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涯。 我終於認清一個事實，新聞工作適合年輕人，但不適合老人，老人在新聞界只是老闆手中的棋子，隨興擺弄，當我老的時候，願意過這種日子嗎？ 當我想清楚這個真相之後，沒多久就辭職了。所有同事、好友都十分吃驚，每個人都問我為什麼？發生什麼事？我不好說出內心話，只淡淡回答，記者做煩了，想換個舞台。 當時，未來要做什麼，並沒有想清楚，可是為何我要先辭職呢？因為我知道如果不立即斬斷所有後路，等我想清楚了，就很可能離不開這個舒適圈。我必須在意念起時，立即付諸行動，讓我自己退無可退，才能走出另一條人生路。 離開報社後，我暫時在一家雜誌社棲身，思考未來能做什麼？一年後，我就迎來了台灣天崩地裂的大時代：一九八七年解嚴，隨後政黨開放、媒體開放、經濟自由化、外匯管制開放……，這劇變的一年，我下決心創辦《商業周刊》，用一本新雜誌來開啟台灣的新時代，也開啟我的新人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