假如政府相信股票和資產的價格太高，而且自認比投機者要懂，那就該彙整知識或發布本身的預測。讓這些知識眾所皆知，政府或許就能讓投資人的擔心或害怕平息下來。很多政府官員對經濟和金融前景，有自己的看法，但這些看法可能時常相左，互相矛盾。必須由總理、央行總裁或財政部長親自出面闡述其政策看法，並形成共識，才能統一成「政府觀點」。

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在1996年12月評論股價時，曾對「非理性繁榮」加以示警。這段發言顯然是在示警。但示警遭到了投資人忽略。有觀點認為，政府官員的聲明在抑制樂觀情緒方面，可以發揮很大作用，不過，就歷史紀錄顯示，這種觀點無法獲得支持。有的狀況，或許「提點一句」就足夠了，但在另一些情況下，這些警告可能不足以預先阻止股票價格的上漲。當股票和資產價格以每年20％到30％的速度增長時，投資人和投機者會把政府官員的示警聽進去的機率不高。

示警成了反效果

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這樣的示警是在1825年。在19世紀，銀行主管機關開始對投機榮景示警。1825年春天時，英國首相坎寧（Canning）、財政大臣、利物浦伯爵、法蘭西斯．霸菱爵士和《蘇格蘭人報》（The Scotsman）的麥克拉赫（W. R. McCulloch）對投機過頭加以示警。但示警卻助長了危機，最後危機無可避免。在1825年12月的恐慌和崩盤中，利物浦伯爵沒有拯救投機者，因為他在9個月前，就說過不會出手。

唯一表示正式譴責投機，或許會有效的是，對1857年的危機加以評論的法國觀察家。1856年3月時，內政部長對特定的騙徒採取了法律行動。拿破崙三世皇帝向《理財人員》（Les Manieurs d’Argent）的作者德韋禮（O. de Vallée）祝賀，裡面嚴正談到可疑的金融作為。參議院通過法律，法蘭西銀行把貼現率調高10％，拿破崙三世則在12月11日的《箴言報》（Le Moniteur）上發表信函，指出政府只會為那些非人為的天災提供支援。端木松（d’Ormesson）表示，投機的熱度衰降了，一系列對1857年危機的示警，達到效果。但羅森伯格（Rosenberg）斷定，這些警告來得太遲了。

1869年奧地利國民銀行（Austrian National Bank）採取措施壓制投機行為，結果仍導致「大崩盤」，而且4年後（1873年）依舊迎來另一次危機。在1873年2月時，議員愛德華．拉斯克（Eduard Lasker）揭發普魯士政府和所屬商業部跟鐵路特許業者的勾結醜聞。在削弱投機情緒上，他的示警和披露並沒有帶來顯著的效果。

示警沒人理會

較為及時的示警是，1888年《經濟學人》（The Economist），曾連續刊登多篇關於阿根廷土地債券的文章。《經濟學人》在4月時寫道，「該債券⋯或許會⋯違約。就在當下，普萊特河兩岸的房地產全都拉出高漲的價格，但一旦發生金融困局，這些房子將很難脫手」。接著在5月時寫道，「可輕易想見的是，房地產的『榮景』崩解，一定會慘烈折損阿根廷土地債券的價值」。結果證明示警無效。

比較令人難忘的是保羅．沃伯格（Paul Warburg）有如預言的論調。他是庫羅公司（Kuhn, Loeb & Co.）的合夥人，聯邦準備體系的創辦人之一，在1929年2月時對美國大眾示警：美股的價格太高了，讓人不禁聯想起1907年的恐慌；在他發表聲明之前，聯準會主席也發表了類似的聲明。結果是，投資人稍微暫停，但接著股價再次上漲。前文曾提及，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在1996年12月對美股價格過高的「非理性繁榮」，提出示警。1999年8月，聯準會把貼現率提高0.25％後，葛林斯潘再次聲明，聯準會設定利率時，是考慮到高股價的狀況。股市再次忽略警訊。

示警不夠準，會引起眾怒

儘管有這些示警，若房地產和股票的價格仍續漲，那示警儼然就是缺乏可信度。經濟預測人員或許知道，或者起碼是自認知道房地產和股票的長期平均價，但他們預測市場價格何時將跌向長期平均水平，而非遠離平均水平的能力有限。羅傑．貝伯森（Roger Babson）在1928年時把客戶的股票賣出，隨後股價續漲超過1年，他儼然成了傻蛋。

發出示警訊號的適切時間是一個複雜的問題。假如政府想要示警發揮效果，它們就要「夠早」發出聲明，以防止那些過度的激情期，或晚到崩盤期前，讓示警聲明可信。聯準會的某任主席有一個比喻是這樣的：主管機關不願「在派對正熱的時候，就把派對上的酒杯端走」，因為這樣會引起眾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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