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來，我碰到越來越多跟我年紀相仿的朋友（1980世代），熱衷養貓狗等寵物，但對於生兒育女的興趣，顯然不如上個世代興盛，2017年，台灣新生兒出生人口很可能再度降到20萬人以下，台灣政府又開始擔心，少子化情況還會再惡化下去，台灣政府打算編列22.75億元，辦理「建構0-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」，以協助地方政府規劃建構以兒童為重、家庭為中心、社區為基礎的幼托支持體系與友善育兒環境。

但是，提高生育率僅僅是改善2歲以下托育計畫就能搞定的話，僅是治標不治本，首先，從台灣人口結構觀察，2011年以來，台灣婦女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紀全面突破30歲，台灣2016年人口最多的是34〜40歲的年齡層，平均有40萬人以上，41歲以上或33歲以下的每個年齡層人口都在38.4萬人以下。

把時間回推到2011年，這群人口最多的台灣人，當時年紀約29~35歲，正值台灣婦女生育率相對高峰年齡，然而這樣的組合，

2011年（兔年）的新生兒只有19.66萬人
2009年（牛年）是全球金融海嘯，台股重創，失業率暴增到6.0%，當年出生人口19.13萬人
2010年（虎年）失業率還有5.5%，當年出生人口只剩16.69萬人
2012年（龍年）的經濟已有所回溫，出生人口攀升到22.95萬人

實體經濟的好壞，對於每個家庭是否願意扶養新生兒，影響還是很大的。

當然台灣的生育循環確實也會受到生肖年的影響，例如龍年最旺，虎年最淡，不過沒有生肖年概念的美國，新生兒人數也是明顯受到影響，景氣相對低迷時，新生兒數量明顯減少，這樣的情況在許多已開發國家的人口統計都可以觀察到，並不是台灣獨有特色。

1990〜2012年美國出生人口

從實務角度來看，經濟影響生育意願，這並不難理解，因為養育幼兒需要提撥家庭收入的一大部分來支援，不管是夫妻其中一人全職照顧，還是雇用保母或幼兒托育，還要考量醫療、保險、營養品、照顧的時間成本、嬰幼兒用品開銷，每位幼兒讓家庭支出增加至少2萬元，司空見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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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對於已開發國家，台灣是勞工待遇與福利水平相當差的國家，這些支出造成的家庭負擔，相對是高比重，而且還有許多風險成本未計算在內，例如媽媽全職在家照顧幼兒，等於失去了在壯年時期發展長遠事業基礎的機會成本，如果小朋友有先天性疾病或後天醫療問題，醫療和時間成本甚至可能大幅飆升。

要解決這些扶養幼兒成本，唯一方法就是提高中產階級家庭的薪資，讓人們養兒育女的各種成本降低，生育率會有所提升，台灣年輕世代進入職場的初始薪資水平相當低，但等到年紀接近中年，薪資水平提升，職場工作穩定，許多婦女早已到30〜35的年紀，年紀再大就是高齡產婦，生育意願會明顯降低，這是發生在台灣的真實情況。

近年來，台灣大多數民眾都對台灣的經濟成長無感，尤其是廣大勞工族群，薪資提升幅度相當有限，即使近十多年來，台灣製造業的勞工生產力有明顯提升，企業營業盈餘長年來看也是上升趨勢，但勞工薪資成長卻遠跟不上企業營業盈餘和工業部門勞動生產力，台灣經濟是有成長的，但成長的利潤只有極少量分配給中產階級，長期維持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（OECD）的勞工調查報告中，世界各國的前五高水平，平均工時經常性超越台灣的就剩新加坡、墨西哥、南韓。台灣勞工工時長卻沒有獲得相對應的勞動報酬，已開發國家對這種傷害勞工健康非常大的惡劣工作環境，一定都會積極改善，然而，台灣勞動部卻是先實施一例一休，之後再放寬對企業的監管，讓父母照顧幼兒的時間變相縮水，工作時間一樣長，薪資成長卻不明顯，這些現象長遠來看都會助長少子化問題。

經濟衰退時，少子化問題嚴重，等到經濟好轉後，經濟成長帶來的收入成長，分配給中產階級的比重越來越低，普羅大眾的收入水平沒有跟著改善，生育意願低，少子化問題還是沒有隨著經濟成長而改善，年輕世代一想到自己生計都泥菩薩過江了，怎麼可能願意生育，而政府又僅僅提升2歲以下幼童的資源挹注，改善成果會相當有限。

就算政府改善2歲以下托育環境，那2歲以上的幼童呢？我相信大多數夫妻都會考量自己長遠扶養小孩的能力，能夠有把握承擔以後，才會大膽生育，台灣政府的幼兒政策顯然是不及格的做法，反觀照顧有選票的老年人長照法，政府高效率通過實施，但對於沒有選票的國家幼苗，能提供強而有力的資源挹注政策，顯然做不夠。

未來20年，台灣的年輕世代還會逐漸減少，適合生育的婦女人口也會明顯減少，正值適合生育的年輕世代們，長年眼見政府沒有用心建設好國家幼苗的生活環境，又怎會敢生育，台灣的少子化問題要有所改善，可以預期，非常不樂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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